鲁斯·金斯伯格:美国唯一犹太女性大法官的“异见人生”

点击数:2018-10-12 20:19:57

声名狼藉对于金斯伯格大法官而言不是一个贬义词,是个爱称。

把她和体重三百磅的说唱歌手“声名狼藉先生”华莱士相提并论是既玩笑又真诚的致敬。

一个是最高法院的耄耋白人老太,一个是街头艺术界的早逝黑人男性;她不愿意出风头,而他曾为了名望和人气而活。

当然,他们之间也有共同点,比如说,他们都是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长大。

金斯伯格这个柔声细语的娇小犹太祖母和华莱士这个趾高气扬的说唱歌手一样,擅长运用言语给人以心灵的重击

鲁斯·巴德·金斯伯格

(Ruth Bader Ginsburg, 1933-),

  于1993年由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名为大法官,

是目前美国唯一一位犹太女性大法官。

 金斯伯格的项饰搭配既是时尚单品,也有深层寓意:

当她在惯常的黑色法官长袍外搭配了琉璃细珠串成的扇形项饰时,

说明法庭现场即将迎来她的“异见时刻”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中,社会各界本能地抗拒任何女性发展超越男性的可能性。金斯伯格也不例外,女大学生、孕妇和母亲的身份先后对她的职业发展造成阻隔,这也是她终身致力于女性权利的争取、维护与保障的原因所在。

作为诉讼律师,她曾是美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权益运动策略的制定者,曾六次在美国最高法院中为女性权益进行辩护。她涉及的不仅仅是显性的女性困境,更通过被1971年“里德诉里德案”,揭穿所谓“仁慈”的性别策略实际并没有使女性得到优待,而是蒙受打击的事实。

同时,金斯伯格对于性别问题的理解有着超越时代的睿智:根植于社会认知的性别刻板印象,不仅对女性不利,对男性也是一种威胁。这对于今日的“阳刚”和“娘炮”之争仍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1.

>>>仁慈的歧视<<<

任何看起来像是对女性的特别优待

最终都会反过来限制他们。

1971年的“里德诉里德案”轰动一时,金斯伯格让不易察觉的、将女性视为男性附庸的法律图谋彻底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

萨利与塞西尔·里德(Sally and Cecil Reed)是已婚的分居伴侣,对于他们已故的儿子的财产要划定在谁的名下而发生冲突。

因为爱达荷州法典中指明对于指定财产的管理人“男性必须比女性优先考虑”。

金斯伯格指出:“联邦法律建立在性别刻板印象上,即在婚姻关系中,男性是独立的个体,而女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男性的附庸,而且她们无需承担养家责任”。

她将“里德案”诉到最高法院,而这存在巨大的风险。

如果最高法院还没有做好推翻把女性作为二等公民判例的准备,“里德案”可能会使最高法院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因为最高法院对待性别议题的态度从1948年开始就没有进步过:

女性不允许做酒吧调酒师,除非酒吧归其父亲或兄弟所有。弗兰克福特大法官曾在意见书表示:允许女性做酒吧调酒师可能会导致道德缺失并引发各种社会问题。

1961年,格温多琳·霍伊特被完全由男性组成的陪审团判定谋杀丈夫的罪名成立。她对该评审团的组成提出了质疑;

佛罗里达州,男性公民必须履行陪审员义务,而女性则需要主动选择成为陪审员。因为法院认为,女性是否参与社会公民活动无关紧要,毕竟,女性还依然被认为是家庭生活的中心

作为原告辩护律师的金斯伯格,所写的辩护状中少见地引用了西蒙娜·德·波伏娃、诗人阿尔弗雷德·罗德·坦尼森,以及社会学家冈纳·米达尔的话。

她因终于抛弃了法律中对于性别问题隔靴搔痒式的模糊态度而声名远扬:

金斯伯格在“里德诉里德案”

中的辩护状节选

立法者可以基于个体需求或个人能力对某些个人进行区别对待,但一般不允许仅基于个人无法改变或控制的生理特征而区别对待这些特定群体,一个人不应因为自己的生理特征而在法律中处于不利地位

性别、和种族一样,是与生俱来、难以改变的生理特征,法律应对存在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法律进行相同程度的司法审查。

在美国,女性想要得到与男性公平竞争的权利道阻且长,因为不论在社会、文化,还是法律的传统中均存在着对于女性的歧视。

女性因为缺乏在理发和制定政策领域的充分代表权,也无足够的政治力量,因而难以改变女性群体在社会中和法律上被歧视对待的境遇

男女的生理差异与处理遗产能力的高低毫无关联。

爱达荷州为了行政上方便的考虑而在遗产处理者的竞争中把女性排除在外。但处理遗产的权利是人格权利的一部分,而州政府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正当理由来解释州法中这种对女性的歧视和对权利的剥夺。

如果基于性别的区别对待属于“可疑分类”,要么州政府就无法仅为了减少行政麻烦的政府利益来正当化这种区别对待。

 

……那些阻止女性充分参与政治、商业和经济领域的法律常常被描绘为“保护女性”或是为女性着想。

女性看似被捧在高台上细心呵护,但细看之下却是被关在了伪装成高台的牢笼之中。

2.

>>>男人怎么办?<<<

“我认为我在那十年间致力诉讼的案子,

关乎的不是女性独有的权利,

而是男女平等公平权的宪法原则。”

在她的所有客户中,金斯伯格最喜欢的是斯蒂芬·维森菲尔德。

维森菲尔德是“家庭主夫”,他的妻子宝拉是位老师并一直支付着社会保障保险,她因难产不幸去世。但是法律规定,只有寡妇有权得到“母亲的补偿”。

金斯伯格在代表维森菲尔德递交给最高法律的辩护状中写道:

“该法律反映了美国历史中长久以来都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

这种刻板印象不但女性为家庭做出的贡献受到了侮辱,她去世后,其配偶作为父亲的角色同样不被认可。

仅因为原告是父亲而非母亲,他就被剥夺了应得的福利,这些福利本可以让他留在家中照顾还在襁褓中但已经失去了母亲的儿子。

维森菲尔德的儿子是该法律框架下的又一个受害者,因为该法律只保护失去了父亲的孩子,却不保护失去了母亲的孩子。”

在去哥伦比亚大学上班的路上她得知自己赢了此案的诉讼。平时非常镇定的金斯伯格,此时必须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还是为此大哭了一场。

对她来说,女性得以平等地进入男性的世界并不是目的和归宿,两性都能获得更加自由的天空才是预设的终极:

我认为,男人和女人会并肩合作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就像我不认为男性是优秀的性别,我也不认为女性是。我们开始充分发挥所有人的潜力,并且消除了许多针对某些群体的障碍,我认为这些改变非常好。

然而,金斯伯格总是代表男性提出诉讼让她的一些女权同盟感到困惑甚至愤怒。毕竟,她们建立的是女性权利项目,而不是男性权利项目。

经年之后,人们才意识到金斯伯格向由男性主导的最高法院提交他们同胞的案子是天才的做法。

1993年,比尔·克林顿领着金斯伯格进入白宫玫瑰园,宣布她成为下一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他说:“你无法给鲁思·巴德·金斯伯格贴上自由派或保守派的标签,她已充分证明了自己的智慧并不受这些粗暴标签的限制,她有亲身经历的歧视,使得她在个人职业生涯的二十年间不断对抗歧视,努力让美国成为一个对我们的妻子、姐妹和女儿们更好的国度。”

如果当时可以发言,金斯伯格一定还会补充道:

“以及我们的丈夫、父亲、兄弟和儿子们。”

3.

>>>慢慢来<<<

“我不认为自己是什么伟大的异议者,

我更倾向于换位思考,哪怕这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妥协。”

“当然,我也有一些不可妥协的基本原则。”

愤怒不过是浪费时间,计划好策略,偶尔装聋作哑

来自母亲和婆婆的建议帮助金斯伯格保持了良好的心态,不论是过去性别歧视在毫无遮掩地盛行时、保守观念回归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还是在她终身任职大法官观念多有冲突的最高法院里。

当性别问题不仅对女性群体进行绑架,对包括男性在内的人类幸福,都形成了钳制力量的时候,金斯伯格知道,作为大法官,自己必须寻求合作:

在撰写意见书和讨论案情的过程中,案件的最终判决经常会发生改变,毕竟,判决需要至少五位大法官同意这一观点。

金斯伯格给其他大法官传阅自己写好的意见之后,有时会收到便签上写着:“亲爱的鲁思,如果你愿意改变你意见书中这个或者那个内容,我可能会站到同意你意见的这一边”。她一般都会同意做出做种让步,即便最后成稿的意见书可能和她最理想的状态有出入。

她清楚地知道,言辞激烈来对抗性别歧视只是杯水车薪。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总会有更多性别歧视的法律出现,女权主义活动者应有大局观。

因此,听取一个有关亚利桑那州十三岁女孩萨瓦那·雷丁的案件时,比起大声疾呼,她一点一滴地向其他大法官展现出女性在生理发育上的深层焦虑,避免他们将这种侵犯当做“常态”蒙混过关:

雷丁在学校里被脱衣搜查,因为另一位学生宣称雷丁给了她处方剂量强度的解热剂布洛芬。在此最高法院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在学校里对学生进行脱衣搜查是否违宪。

但在口头辩论的那个上午,几位男性大法官,不太能理解为什么在雷丁身上发生的事情很糟糕:

“我在试图想明白,为什么被要求脱到只剩内衣是很严重的事,毕竟孩子们在上体育课前都会换衣服。”

“在我的印象里,当我八岁还是十岁还是十二岁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学校里每天都会脱一次衣服,我们还要换衣服上体育课,好吗?”

“不,她们不仅仅被要求脱到只剩下内衣,还被要求提起胸罩抖一抖,看里面有没有藏东西——抖一抖,还要拉开自己的裤子。”金斯伯格反驳。

随后,她打破最高法院不成文的规定,在还未公开判决之前便谈论了雷丁案,她告诉《今日美国》最高法院中的男性大法官完全不了解女性的现实生活,

“他们从来没有做过十三岁的小女孩”

好在,这一次,男性大法官们终于听进了金斯伯格的观点。2009年,最高法院全体一纸判决学校对雷丁的脱衣搜查违宪。

早在1848年,于塞尼卡瀑布城发表的《情感宣言》中就已经指出:

“我们认为,男女生而平等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金斯伯格身体力行地昭示着,让女性在获得基本权利和保障的法律努力尚且刚刚开始,想要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上消除性别不平等依然道阻且长。

“人不可能一下接受一个观念……社会变革需要逐步累积、循序渐进。真正的、可持续的改变需要一步一个脚印才会发生。”

也许这是金斯伯格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对事件保持审慎的态度,避免受控于非理性的激情,比起抓人眼球,更要让思辨发挥持久的力量。

参考资料:

《异见时刻:“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大法官》

[美] 伊琳·卡蒙&莎娜·卡尼兹尼克,骆伟清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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